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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王圣教序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4-12-25 07:17:11   浏览次数:1  发布人:d5bf****  IP:124.223.189***  评论:0
    导读

    “释怀仁,不载于传记,而书家或能言之。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者。”怀仁,唐朝僧人,生卒不详,太宗时居长安弘福寺。怀仁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以皇宫所藏数千册王羲之行书真迹为本,极呕心沥血之力,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咸亨三年(672年),历时二十五年,集摹成此碑。该碑螭首方座,高315厘米,宽141厘米,文30行,行83至

      “释怀仁,不载于传记,而书家或能言之。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者。”怀仁,唐朝僧人,生卒不详,太宗时居长安弘福寺。怀仁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以皇宫所藏数千册王羲之行书真迹为本,极呕心沥血之力,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咸亨三年(672年),历时二十五年,集摹成此碑。该碑螭首方座,高315厘米,宽141厘米,文30行,行83至88字不等,碑首刻有七佛像,也称《七佛圣教序》。在碑文内容上,较之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二碑,多了唐太宗、唐高宗的两道简短答敕以及玄奘新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文。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鎸字,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朱温胁迫昭宗东迁洛阳,“集王圣教序碑”散落于长安城郊野,至北宋时期,才被移到京兆府文庙保护起来,成为“碑林”最早名碑之一。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载;“《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御制,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时玄奘自西域取贝叶以还,诏译于弘福寺,既毕,太宗为之序,高宗为皇太子,又为序记,并译《心经》一卷,以咸亨三年十二月立。(略)今在文庙。”《心经》全文260字,是佛经中最短的一部经典,用最简洁的语言讲解了大乘佛教关键内容,是大乘佛教纲领性文献。据统计,本世纪以前的中外《心经》译本有184种,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佛经。比较重要的汉译本有7个,流行最广的是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终南山翠微宫译成的《心经》。佛经翻译规模盛大,朝廷在译场设置专门润色官员参与翻译活动。译经必须在政治上正确,以保证官方的旨意得以贯彻,借此控制佛教上层。《集王圣教序碑》使《心经》获得一次普及机会,于志宁等人题衔奉敕润色,是高宗朝一个著名的佛教事件。唐高宗将太子忠改封为梁王,立武则天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元年二月,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为新太子祈福,命朝臣行香。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向玄奘请教古来翻译仪式,玄奘回答:“汉魏以来有君臣赞助、文臣监阅详辑制度,今独无此。”薛、李二人奏明高宗后,遂遣大臣共监译经,由中书令崔敦礼宣敕,命于志宁等七人“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人们以为是玄奘意在挟官方势力,杜绝佛教其他宗派的攻击。但此举是出于玄奘的请求,还是高宗的本意,或许两者一拍即合。清人王昶评:“沙门辈惟知官阀为荣,并举而列之,岂复知有所好恶去取哉。且此碑所列止六人,而大奸居其二,元超亦奸党也。君子少而宵人多。观此又可知佛教之庞杂。”

      叶鞠裳在《语石》中说:“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王羲之)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之下,瞠乎其弗及也。”怀仁从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找出每一个可能采用的字迹,历时25年集募而成,“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点画气势、起落转侧,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虽说《集字圣教序》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其集字之严谨逼真,为世所公认,成为人们学习王字的重要法帖之一。宋、明、清以来的历代书家评价甚高,称之为“百代模楷。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清人蒋衡在《拙存堂题跋》中说:“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字圣教序》一气挥洒,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驱,为千古字学之祖。”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缑氏县有招提寺。显庆二年,王行满书招提寺《圣教序》,今移置学宫。”唐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唐代著名书法家王行满书丹、沈道元刻字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碑》立在缑氏招提寺,碑高244厘米,宽104厘米,碑额两侧雕有蛟龙伏绕,正中刻一坐佛,“大唐二帝圣教序碑”8个篆字分刻于佛像左右,唐太宗、唐高宗所撰之文均刻于碑之正面,对颂扬玄奘大师的精神和贡献,传递朝廷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提升招提寺的声望和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被移到偃师文庙。1963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项目,后遭到破坏,1987年残碑被搬迁至偃师商城博物馆保存。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玄奘故里,立有复刻的三家《圣教序》碑。

      《圣教序》碑共有四种,均为唐高宗时期所建。《集王圣教序》碑立于唐太宗为生母而修建的弘福寺;《雁塔圣教序》碑立于唐高宗为生母而修建的慈恩寺;《同州圣教序》立于隋文帝为生母而修建的金塔寺,这在我国碑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集王圣教序》,是我国古代佛教、政治、书法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但自宋元以来,碑身就出现了一道裂痕。明万历年间又遇地震,塔顶坠落砸在碑上,碑遂由裂缝处断为两截,断处损字很多。

      1973年8月,西安碑林在整修《石台孝经碑》时,发现了一件整幅的《集王圣教序》拓本,由其伴随的出土物品可以考订,该拓本的时代下限是金大定19年(1179年)。历代碑刻顶级善拓多称“宋拓”,往往无法确指其究竟是“北宋拓本”还是“南宋拓本”。但《集王圣教序》却能区分“北宋拓本”及“南宋拓本”。这件南宋初期传拓的整幅拓本中,第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角已损,而“‘缘’字不损本”应该不晚于北宋后期,依据这一“缘”字,就能准确区分《集王圣教序》究竟是属于南宋拓本还是北宋拓本,为《集王圣教序》的拓本鉴定提供了时代标杆。中国传世碑拓宝库中所存宋拓本,当以《集王圣教序》存量最多,几乎占了历代碑刻宋拓本总量的半壁江山,从中折射出其穿越时空的历史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2024年12月15日下午,为纪念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刻立1352周年,陕西元博书法美学研究院在西安隆重举行了李元博新作《临〈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记》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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