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集》由鲁迅在1932年4月24日编讫，收录了鲁迅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加上序言，总共三十五篇。这些文章，有些是没有收录在《而已集》内的，算作《而已集》的补遗；有些是演讲的讲稿；有些是为别人的书籍做的序言；当然也少不了和别人的论战。鲁迅的《序言》中带着些苦涩的味道：“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太阳社，是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新月社，是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新月社与鲁迅的论战早在北京时期就如火如荼了。
“三闲集”，这本杂文集的题目取自成仿吾。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不无委屈地解释和抱怨：“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然而，《三闲集》是鲁迅在1932年4月编辑完成的。1932年，中国发生的第一等的大事当属“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又称淞沪事变，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方伤亡上万人，三月初双方停战，后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可是这些在鲁迅的文章中很少提及，真是遗憾。
“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序言》中关于“一二八”事变只有这样的寥寥几句。
在查到的资料中，1932年，鲁迅一家居住在拉摩斯公寓，这是经过日本人内山完造介绍，以内山书店名义租下的，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远。战争爆发后，鲁迅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共十口人携带简单的行李到内山书店避难。内山书店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仅一路之隔。避难期间，鲁迅中断了持续几十年的写日记习惯，许广平则如实地记录下来：“这里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他们在内山书店的楼上避难，楼下的日本店员则在做着帮助日本军队攻占我国领土的行为。一切似乎合理，却又有几分荒诞。一周后，鲁迅一行十人又搬到了位于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
后来，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2月6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也曾有意撰文歌颂在淞沪事变中涌现出的抗日英雄，可是他最终没有成文。
这年四月，他将前几年的杂文旧作编辑成了这一本《三闲集》。成仿吾说其“闲暇”，似乎又不是完全没道理。